共济时运 细品苍凉

北京民谚中说，宁住庙前，不住庙后。宁住庙左，不住庙右。李鸿章大人是外来户，大概不讲究这些规矩。也许是巧合，住在贤良寺庙后庙右的他，一生都未得到真正的安宁。如同他自己的感慨，“予少年科第，壮年戎马，中年封疆，晚年洋务。乃无端发生中日交涉，一生事业，扫地无余。”

煌煌史册中对于李鸿章的评价不一而足，但梁启超先生的评价公认最为中正，他秉承着“其为非常之奸雄与为非常之豪杰姑勿论，而要之其位置行事，必非可以寻常庸人之眼之舌所得烛照而雌黄之者也”的观念，发出了“吾敬李鸿章之才，吾惜李鸿章之识，吾悲李鸿章之遇”的千古叹息。梁先生笔下的李鸿章拥有一腔爱国热情，但并未改变中国落后的现实，他试图对不平等条约据理力争，无奈国家的羸弱终究抵不过列强的压迫。透过这个充满悲剧性色彩的人物，晚清国民的劣根性一一毕现。

李鸿章的政治生涯起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书生，他投笔从戎的初心在于匡扶将倾的大厦。在目睹了国内的破败落后和国人的迂腐无知后，他亲自创建工厂、修建铁路、组建近代兵器工厂，援引西方的科学技术和军事力量努力想将晚清送上现代化的道路。为此，他在对外交往中力求营造和平环境，不惜以妥协来为摇摇欲坠的大国争取一丝喘息的时间。“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可惜的是，自古弱国无外交，晚清政府的大势已不是李鸿章一人之力能够挽回的。

李鸿章担任直隶总督时，认识到必须加强海防，才能抵抗日寇侵略。他的好友丁日昌提出，根据中国海疆自然条件，应建北、东、南三洋海军。北洋驻天津，东洋驻吴淞，南洋驻南澳，一旦危急，三洋即可联成一起。丁日昌的方案令李鸿章拍案叫绝，然而，清政府认为此方案还“存在制度上的严重缺陷”。无疑，这是清政府的借口，清楚地记得多年前播出的电视剧《走向共和》，一边是北洋海军炮火连连、官兵粮草绝断，一边是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紫禁高歌、歌舞升平。由于国库空虚无力再建，这项议案被搁置下来。

不久，域外强敌前来骚扰，沙俄对西北内陆虎视眈眈侵入伊犁，日本在东南海疆屡屡作乱侵入台湾。清政府左右为难：海、塞防兼顾，两面出兵应敌，保住西北、安定东南，自然上策，可清廷根本不具备应敌的兵力和财力。同时国内，同治帝龙驭归天，生母慈禧顾不得为自己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苦命而悲哀，用最快速度选定一个“合适”的皇位继承人。光绪帝甫一即位，中断的海、塞防之争又起。李鸿章据理力争，中国近代第一支海军北洋水师就这样成立了。

时人讥讽，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将李鸿章和翁同龢一块骂。任户部尚书的翁大人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主张暂停北洋水师购买船只枪炮两年，克扣军费，欲以中日海战败绩整治李鸿章，步步紧逼。民族危机面前，党伐相争，私仇公报，置国家生存于不顾，置生民安危如罔闻，对飘摇的帝国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

及至甲午战败，清廷想起了年迈的李鸿章，命他全权代表清政府，面对着豺狼虎豹的血口祈求和平、争取利益。此行的利弊当时的清廷谁人不知？声名扫地是必然的结果。翁同龢借口躲避，慈禧太后身体不适，光绪帝拿不定主意，风口浪尖的局势下，已过耳顺之年的李鸿章带着清廷全权授予的商让土地之权东渡扶桑。现如今，更多的人记得丧权辱国、割地让位的李鸿章，却没人在乎长躯疏髯、干戈寥落的老人满载的无奈和刚毅。签订丧权辱国的协议并非无错，但这种为环境所迫的选择更多的透着无可奈何，历史沉重的枷锁总得有人背负。

自此，门生故吏，纷纷叛离，世态薄凉，一夜尝尽。年底，李鸿章被外放两广，他不愿离开，却想不到被这样的使命急召回来。八国联军侵华，首都居民翘首以盼李中堂作为中方代表谈判。李鸿章奔走周旋长达一年，终于以空前屈辱的条件，签订了城下之盟《辛丑条约》，举国官民终于放下了久悬的心。李鸿章殚精竭虑，油尽灯熄，两个月后气绝于贤良寺西院。近80年的沧海行舟，李鸿章不能不称之为英雄，但他是时势造的英雄，而非造时势的英雄。

晚节如何？功名如何？世上已无李鸿章。

依稀看到，青年李鸿章抱着“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做贤臣”的心愿步入殿堂，踌躇满志。暮年时，默念“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走向苍凉。斯人不复，时运难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