莱州蓝关戏：古腔今犹在

形成于元代的江西弋阳腔，曾在中国戏曲艺术的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明代初年，弋阳腔向全国各地流传，并蜕变出许多新的剧种或新的腔调，成为中国戏曲中一个重要的声腔系统——弋阳诸腔。明代末年，发展到高腔，遍及全国，尤其在民间更有着深厚的势力，可谓子孙遍地。时过境迁，昔日风靡一时的弋阳戏腔，早已销声匿迹，其原始风貌已不可复寻，目前几乎已成绝响。

然而，就在胶东西部一隅，美丽富饶的莱州及紧相毗邻的招远等地区，在民间仍幸存着一支弋阳腔的遗脉——蓝关戏。这堪称一颗弥足珍贵的“活化石”，也不得不说是中国戏曲史上的一桩奇迹。

蓝关戏，一名“南宫戏”，又名“脸子戏”，数百年来以“蓝关戏”统称，沿用至今。蓝关戏是山东境内很有特色的一种古老的高腔剧种，主要流行于胶东半岛的莱州、招远两市境内。其中，地处莱州北部边陲的龙埠、东季、马回沟、李家疃及与其相毗邻的招远的金岭、蚕庄、小河头等村镇，则是蓝关戏的重要发祥地和风靡已久而极负盛名的蓝关戏窝子。当地群众“会唱者，颇入耳”，素有“蓝关开了台，婆娘跑掉鞋”之说。

蓝关戏究竟源于何时已无史文可考，但始于明末，兴于清初，最迟也远于道光年间是毋庸置疑的。据莱州东季艺人季风仪讲，当年他在绘制“蓝关戏脸谱”时所参照的原本扉页上有“清朝道光二年重绘”之摹本足以证之。又据龙埠张春吉等老艺人介绍：当年他们誊抄《罗网洞》等剧本时，原本上有“清朝道光五年”的记载。再据历代相传、存留于今的盛服装道具所用的木箱上记有“清朝道光二年”的字样，至今清晰可辨。凡此等等，是蓝关戏形成与流传年代的力据。

莱民笃于文行由来已久，崇尚礼乐代代相传。大凡庆典贺喜，酬神巫祀，必是鸣锣击鼓，笙箫管弦，承袭古风，绵延拓展。明清以来，梆子、 昆腔、柳子、皮簧等诸剧种相继流入莱境，争艳斗胜。杂耍技艺，各展异彩。同时，形形色色的流浪艺人常常持琴浪游，来此献艺并收徒传业，通过他们的媒介，外地的一些戏曲、曲艺等诸民间艺术形式在此另辟蹊径，移地滋生，进而拓展了莱州音乐文化的交流规模，呈现了空前繁荣的艺术景观。就戏曲而言，清末民初，各种名号的“草台班”、“子弟耍”，班社林立，遍布全境。足见莱州人的戏瘾之大，兴趣之浓。迄今百年，此风不衰。明代末年，弋阳腔（高腔）在其风靡全国之时，在北方也很盛行，“都人尽尚高腔”（引自清道光二十五年杨静亭着《都门纪略》）。“高腔者，有金鼓而无丝竹，慷慨悲歌，乃燕土之俗也”（见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明末清初，弋阳腔（高腔）传入北京之时，在山东境内也有流传。其剧目与唱腔曾被柳子戏大量吸收，至今仍有丰富遗存，并保留着“有金鼓而无丝竹”及“一唱众合”的旧制。弋阳腔（高腔）在流播途中，通过各种媒介和渠道，亦传至莱州，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而留下深深的足迹，成为早期蓝关戏发生的重要契机，促使了它的孕育和萌生。

蓝关戏这一剧种的初兴，艺人有两种祖传数世的说法。一曰：“明末清初，外地高腔戏班常来此地演出并在他们先辈织布的地窨子落脚投宿，其间常为当地人唱些曲牌小令，这些曲牌小令易唱易记、顺口可歌，从而在当地迅速流传。后经当地人的粗搬、模仿，便形成了蓝关戏。”二曰：“清朝初期，弋阳高腔传入北京，龙埠、东季两村在北京做“估衣行”的生意人从那里学来高腔，从而在老家播下了种子。”（注：生意人卖估衣唱高腔，以此招徕顾客。）上述二说共同道明了明末清初广为流行的弋阳腔（高腔）在当地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为后来蓝关戏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后，又经过漫长而复杂的演变过程及受到常来此地演出的木偶戏、皮影戏等剧种的熏陶影响，使蓝关戏从早期的曲牌小令始，逐渐经过与当地语言、民歌、小调、海号结合，产生易语、易调而歌的变化，终成为当地的地方戏曲剧种——蓝关戏。

清朝道光初年（1821），蓝关戏形成极盛时期，相继涌现出以龙埠、东季为代表的十几个“连字班”和一大批专攻此业的会唱者。东季班以演《东游记》为主，称“文蓝关”；龙埠班以演《西游记》为主，称“武蓝关”。一文一武，轰动一时。蓝关戏由此而更加蓬勃崛起，并开拓了流传地域。先后传入掖县的马回沟，程郭、麻渠、李家疃等地，一度遍布全境。清朝道光末年招远县小河头等村的艺人从莱州东季学去了《八仙过海》等剧目，使之在当地也得以流传。

清朝光绪年间，龙埠、东季、马回沟、小河头等村的艺人交往甚好，“非蓝关戏不请”。每逢各种庙会、山会，这几个村子的艺人便云集一堂，献艺交友，同台搭档演出。这一壮举至本世纪五十年代尚未中断。这就为艺术上相互吸收，彼此增益创造了条件。又随着地域的差异，逐渐形成了以龙埠、东季为代表的东西两路。艺人说：“十里蓝关音不同，音同唱不成。”从而呈现了各派竞奏、 绚丽丰繁的盛况，至此，蓝关戏名声大振，饮誉胶东。

蓝关戏的班社属业余性质，农忙务农，农闲传艺，不计报酬，旨在育人。其班社又常称“脸子班”、“拨脸子”、“耍儿会”等。班主被尊称为“师傅”、“师长”、或“会长”，多是当地艺术造诣较深的艺人长者或学员自己的父老长辈。学员多为当地的晚辈儿童、青年。“拨脸子”活动（即传艺、训练、排戏、练功）既非正式坐科，亦非跟班学艺，因而其师徒体制也就不像专业科班那样严格。往往是邻里相授、街邻互取，或者是父子相传、祖孙数世。学员在“脸子班”与师傅形影不离接受真传，朝夕相处聆听教诲。同时，教师们在此期间也常聚一起，彼此切磋，相互增益。学员靠他们逐字逐句口传心授；手、眼、身、法、步也由他们一招一式言传身教。

就这样，周而复始，从不间断。通过年复一年的“拨脸子”活动，培养了一代一代的蓝关名伶，派生出一代一代的艺术风尚，大致都是缘于其师承的拓展延续。清朝道光年间莱州东季的季京文，季丕京；莱州龙埠的张君柴，李京元；马回沟的郭同弓，郭福先；招远县小河头的王贺义等，均都各有师承，各有建树，名闻当时剧坛，成为蓝关一代宗师。同时，他们又都能推心赐教，传于后人。

继之而后，光绪年间，也是人才辈出，群星灿烂。其中，张义堂、唐京祥等师承于张君柴、李京元；季希奎、李振平宗法于季京文、季显文；王贺义、王喜莲传艺于周子舜等；郭同弓、郭福先授艺于郭楞云、于占海等……也均遐迩闻名。当今健在的张日明、张春吉、李祥山、季之周、郭孟家、王希风、邵发祥、王仕学、王显信、王显仁等，也是蓝关一代传人，均都师出有名。

追溯蓝关戏的师承关系，仅据现有资料已足上溯三代以上，并大致脉络清晰。以上简单列举，亦可窥知一斑。

蓝关戏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较为丰厚的家底，据不完全统计，它的剧目有近百出之多。剧目的来源一部分是根据我国元末明初的古典章回小说《西游记》改编而成的大型连台本戏，另一部分是根据《东游记》（又名“上洞八仙传”，主要叙说了八仙的传奇故事）改编而成的大型连台本戏。这两大剧目凝聚着历代艺人、文人的心血，目前能得到证实的是约在1836年左右莱州龙埠艺人张君柴编写了《乌计国》一戏，并成为蓝关戏的保留剧目。光绪初年（1875年）龙埠文人张云贵用了三年的时间编写了《刘全进瓜》一戏，也成为蓝关戏久传不衰的优秀保留剧目。

蓝关戏在其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帮、打、唱”三位一体的完善结构，数百年来一直保持着这种“其节以鼓，其调喧”及“一人唱而众和之”的艺术特点，使“四方土客喜闻之”。蓝关戏的唱腔结构是联曲体。全部唱腔由多种曲调不同的曲牌联缀而成。同时也揉进了许多饶有风趣的民歌、小调等与之联套。从而，更加丰富多彩。常用的曲牌有：高腔、平腔、悲腔、老腔、赞子、昆调、说书调等。

帮腔是蓝关戏“帮、打、唱”结构形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以特有的程式性、丰富性和典型性构成体系，从而对形成蓝关高腔的音乐风格特色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使无伴奏的干唱形式增添了活力和光彩。因而，当地蓝关艺诀有：“七分帮、三分唱”之说。蓝关戏的帮腔演唱主要由打击乐队的成员担任。打鼓老领头唱其他人跟上来。帮腔的演唱以真声（大本嗓）和假声（二本嗓）相结合的方法。二者熔于一炉，既幽雅纤细，又粗犷豪放，颇有诗意和交响性。

锣鼓是蓝关戏音乐的另一显着特征。它在长期的演奏中形成了独特完整的艺术风格。它以独具的气势，鲜明的节奏，进一步强化保持了蓝关戏“其节以鼓，其调喧”的艺术特色。流行于当地的戏谚有：“半台锣鼓半台戏，没有锣鼓没有戏”；“打蓝关、打蓝关、无打不能唱蓝关”等，足以说明打击乐在蓝关戏音乐中的重要地位。蓝关戏常用的打击乐器有：鼓板、大锣、小锣、大钹、小钹、堂鼓、木鱼、铜铃等。常用锣鼓经有数十种之多。

蓝关戏的历史，是一部不同地域声腔剧种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部既坚持自己风格，又汲取诸艺之长，融汇发展的历史。源于古老弋阳腔的蓝关戏，至今不仅能继承弋阳腔之古风，保持其余绪，同时又食古能化地走着自己的路子，而奇迹般地存留于世，其历史经验是值得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