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斯洋行经理布士二三事

他是烟台街老牌洋行的经理人，长住烟台40余年，深度参与烟台社会生活；他与后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约翰•拉贝交谊深厚，他的女婿更是在南京大屠杀中为营救中国人而积极奔走。他是盎斯央行经理布士。

盎斯洋行是近代烟台对外贸易的巨擘，1886年由德国人盎斯在朝阳街设立。其鼎盛时期，不仅控制了烟台的花生出口业务，也垄断了烟台的西医、西药及医疗器械的进口业务。盎斯洋行在烟台经营达60年之久，其间，先后有盎斯、吉勃里、盎师、布士、司美特等多位洋行经理。后期的布士在烟台生活、工作了40多年，是在盎斯洋行工作时间最长的经理。布士1878年出生于德国汉堡，1897年左右来到烟台，加入了盎斯洋行。此时，盎斯洋行的经理是吉勃里。随着吉勃里离开盎斯洋行，盎师（盎斯洋行创始人盎斯的二儿子）成为公司经理。

1941年，克勒格尔一家合影

布士深受盎师的器重。1911年，布士成为盎斯洋行的代签有效人。1917年之后，盎师长期在汉堡负责盎斯洋行的欧洲业务，此后一直到1945年，布士和司美特成为烟台盎斯洋行的合伙人，共同负责洋行的经营。布士在烟台非常活跃。1912年，他担任芝罘俱乐部的财务主管，从1926年到1930年，先后担任烟台西商会的副主席、主席。1937年起，布士就一直担任荷兰驻烟台代理领事。此外，1930年，布士还是烟台海坝工程会的成员，为扩建烟台港做出了贡献。1921年9月烟台东西海坝落成，但直到1926年8月码头才正式启用。“惟当时港口成形简陋，特别是青岛、大连相继扩建投产，烟台港发展不快，且每况愈下。”扩建烟台港遂成为当时海坝工程会的中心任务。1930年，烟台海坝工程会会长、海关监督吴洁华呼吁扩建烟台港：“东北大连沦陷，葫芦岛建港告停，北方重港唯天津、烟台”。但民国财政部却认为：扩建烟台港无经济价值。1935年，烟台海坝工程会请德商盎斯洋行经理布士撰文反驳。也许是布士的撰文有理有据、义正辞严，最后，财政部做出让步，先核准进行疏浚港口，为下一步扩建作准备。在扩建烟台港这件事上，布士可谓贡献良多。

作为盎斯洋行工作时间最长的经理，布士经历过盎斯洋行的多次起起落落。其中1919年盎斯洋行被勒令关张，全家被遣返回德国，这应该是布士经历的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1914年7月28日，一战在欧洲爆发。中国一开始选择了置身事外。但由于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角力，最终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总理段祺瑞为首的主战派占了上风。1917年3月14日，北京政府布告：自即日起对德国正式断绝外交关系。对德绝交后，北京政府即着手处理德国在华利益和侨民问题。北京政府首先对德国在华的各项特殊权益采取了强制措施，如撤废德国驻兵权、收回天津和汉口德租界。与此同时，对于普通德侨，北京政府则按照国际惯例，基本上采取宽大的保护性政策。德侨可自主决定去留。留在中国境内的德侨向地方官厅登记后，“得于原有住所继续居住，并得从事于平和适当之职业，及受身体财产之保护”，而且经批准后，仍可在中国境内旅行或移居。由于北京政府的温和政策，中德宣战后，绝大多数德侨选择了留在中国，布士也仍留在烟台。北京政府处置德侨的态度和措施，引起其他协约国的不满。在各协约国中，英国是主张严厉处置德侨最积极者。英国极力推动北京政府遣送德侨，其主要目的并非防止德侨继续在华从事不利于协约国的活动，而是扫除德国在中国的势力，尤其是商业势力。迫于英国为首的协约国的压力，北京政府于巴黎和会召开前夕最终做出了遣送敌侨的决定。1919年1月25日，北京政府颁布法令，对“敌侨存留在中国之动产与不动产皆由地方官厅接管，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局及各地分局负责处理相关事宜。”

依然伫立在朝阳街的盎斯洋行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德国侨民资产的盎斯洋行被接管，布士在烟台山东北角的豪华别墅按照规定也应该被接管。但在被遣送之前，布士已将他位于烟台山的别墅卖予烟台大北电报局监督、丹麦人莫登逊。这一交易因有规避没收敌侨财产规定之嫌，为此，负责管理敌国人民财产事务的胶东道尹兼外交部山东烟台交涉员吴永多次向北京外交部汇报、请示，以确认此项交易的合法性。同时，布士、司美特及其全家被遣送回德国。在被遣返的轮船上，布士遇到了同样被遣返的德国西门子公司驻天津分公司经理约翰•拉贝，并结下了深深的友谊。

一战结束后，1919年9月15日北京政府总统徐世昌下令终止对德战争状态后，被遣返的德国人开始陆续返回中国。1921年5月，布士以“受华商益盛玉号雇佣担任经理”为名，返回烟台，此后一直到1945年，布士和司美特一直在烟台经营盎斯洋行。

约翰•拉贝烟台访布士

在烟台期间，布士还曾经接待了后被称为“中国辛德勒”的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德国汉堡人，1908年8月18日来到北京，在一家德国商店当售货员。1911年，应聘到德国西门子驻北京分公司做会计兼文书，后担任北京分公司经理、天津分公司经理。1931年11月，出任南京分公司经理。1919年，北京政府遣返德国侨民，约翰•拉贝和布士同船被遣返回德国。拉贝在被遣返的诺瓦拉海轮上建立了应急货币银行，该银行有自己临时签发的纸币。布士担任应急货币银行的经理。两人由此成为好友。1937年8月底，拉贝乘船经过烟台时，与布士再次重逢。

拉贝与克勒格尔

1937年夏季，拉贝乘火车到北戴河避暑。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津浦铁路被切断。拉贝返回南京的唯一路线是从天津经海上去烟台或青岛，再从那儿坐胶济铁路的火车经过济南回南京。1937年8月28日，拉贝从天津乘船经过烟台。在烟台停留期间，拉贝联系了老朋友布士和司美特。

拉贝在《拉贝日记》中记载了他在烟台的经过：拉贝以贵宾身份被布士领进国际俱乐部，这家俱乐部拥有中国沿海地区最令人兴奋的俱乐部酒吧。据说以前在酒吧桌子后面有一个暗钮，如果有个外国人在“石头、剪子、布”的行拳游戏中输了一个回合，就会出现一个戏剧性的场面。一旦这个外国人的命运骰子落定，活门就会落下来，露出一块牌子，上面的文字是“We always stick 　foreigners”（外国人被我们捉弄了）。

同时，拉贝还提到：布士是一个烟台通，德国俱乐部过去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建立的，俱乐部规则就嵌在墙上镜框里，如：“第一条：原则上禁止酗酒。第二条：至多可以在星期日痛饮一番。第三条：两个人会面应约在星期日。”

拉贝还记述了一件有趣的事：因为拉贝身患糖尿病，想给自己带些胰岛素回南京备用，就和布士出去寻找，最后在烟台街上的药店搞到了满满两大管胰岛素。其实，盎斯洋行本身就代销胰岛素。结果，第二天烟台街上的所有药店老板为了充实他们空空如也的货柜来向布士订货，布士为此赚了一笔。

后来，布士帮拉贝搞到一张去青岛的船票。拉贝才经过青岛、转道济南，最后辗转返回南京。拉贝回南京后不久，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沦陷，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发生了。众所周知的是：在日寇南京大屠杀时，拉贝不顾自身安危，组建安全区，保护了众多中国人的生命。但鲜为人知的是，与拉贝并肩战斗的西方人中，其中一位就是盎斯洋行经理布士的准女婿———克勒格尔先生。

布士女婿为营救中国人挺身而出

克勒格尔是布士二女儿埃利卡的未婚夫。布士和妻子朵拉共生育了三个女儿，她们都出生于烟台。大女儿格特鲁德生于1908年，1931年8月8日与美国驻厦门副领事山智威在烟台结婚。二女儿埃利卡1911年11月21日出生。1937年夏天之前，埃利卡在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工作，先是在德国军事顾问团、后来在德国大使馆担任秘书。1936年，埃利卡小姐在南京结识了克勒格尔。克勒格尔生于汉堡西部的奥腾森，后来成为出口工程师。1928年受德国最大的贸易公司之一礼和洋行委派来到中国工作，担任礼和洋行的销售工程师以及克虏伯公司的代表，主要在太原工作。在南京与埃利卡结识后，他申请调到了南京工作。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打响，南京遭到轰炸，克勒格尔先把未婚妻埃利卡小姐送回烟台，自己又回到南京。此时，日军就要打到南京了。11月22日，拉贝被选为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他提议克勒格尔担任财务总管。克勒格尔与拉贝两人是汉堡同乡，关系很好。克勒格尔很快成为拉贝最得力的助手和战友。克勒格尔在南京帮助难民寻找食物和药品，多次用相机记录日军暴行。34岁的他表现得勇敢而无畏。拉贝评价他说：“他的本职工作是安全区财务总管，但他却参与了多方面的工作……他在我们这些人中行程最远，跑遍了城里城外。”“如果事关从日本兵手里解救出一个贫苦的平民，克勒格尔一定在场。”克勒格尔除担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财务总管外，还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会计。

1938年1月23日，克勒格尔以结婚为由离开南京到达上海。一到上海他就接连做了几场报告，揭露日军在南京的暴行，引起世界媒体关注。日本恼羞成怒，甚至连日本驻伦敦大使吉田茂都出面，公开予以“驳斥”。但是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已经传遍世界。克勒格尔是第一个向国际媒体公布日军暴行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不久，克勒格尔就被礼和洋行派往香港工作。1938年3月8日，克勒格尔与埃利卡小姐在香港结婚，1939年1月回到德国。1985年，中国南京大屠杀纪念馆建成并开放。次年，克勒格尔给波恩的中国大使郭丰民寄去了南京大屠杀的文字材料，包括日记《决定南京命运的日子》。这是在东京审判结束后几十年间，第一个站出来，愿意为南京大屠杀作证的原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成员。

1993年克勒格尔在汉堡郊区布赫霍尔茨医院中去世，享年9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