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画的背影

春节的习俗很多，新春新气象，习俗之一就是贴年画。过去，一进腊月门，城乡的集市上就有小贩们搭起画棚，在棚中张挂年画、神像、族谱的样张，连接成街，年味十足。买年画称为“揭画儿”，买神像、族谱则称为“请神”、“请族谱”，家家必备的灶神像，俗称“灶马”。年画因一年一更换，张贴后可供一年欣赏之用，故称“年画”。

人们一般在腊月二十四要除尘，俗称扫灰。屋子清扫干净了，就可以贴年画了。富裕人家在各处都换上新年画，那种感觉就像换了一个新家一样，不宽裕的人家也要贴上一张两张的，说“让家里新鲜新鲜”，所谓“有钱没钱，买画过年”。年画既有装饰居室、美化环境的实用功能，又寄予主人的审美品位和精神内涵，还具有民俗寓意和教育作用，更是迎新春除旧布新的一部分。

年画上的万千风光 

20世纪60年代，戏曲舞台上只剩下八部样板戏，尽管对戏里面人物的对白、唱词早已滚瓜烂熟，但人们还会将李玉和、郭建光、方海珍们“请”到年画上，乐此不疲地一遍一遍地看。有一种把电影故事制作成“四联儿”的年画形式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一幅完整的画由四个纵的长条幅构成，每一幅中又有四幅小剧照，共十六幅，就像电影的胶片一样，将一个故事的主要情节表现在画面上。这种形式后来延续了许多年，人们可以在画面上不断地重温剧情，这种画在文化信息比较闭塞的乡村尤其受到欢迎。年画与其他文艺形式一样，一定是带着鲜明的时代性的，那些《无限风光在险峰》、《兴修水利》、《大寨精神》、《人勤春早》、《秃岭新装》、《荒滩巨变》等画面都令人记忆深刻。那个时代的人们还崇拜国家领导人，于是悬挂伟人画像也成一种时尚，甚至现在也有的人家仍在悬挂，几近成为一种民间信仰。

改革开放之初，港台文化给内地带来了巨大的影响，港台明星照自然也成了年画题材的新宠。

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久违的戏曲年画（俗称“戏出子”）又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中，人们将自己喜爱的演员和剧情搬到了自家墙上。戏曲年画中以《梁祝》、《西厢记》、《霸王别姬》等最为经典，其他如《甘露寺》、《三岔口》、《天仙配》、《花木兰》、《穆柯寨》、《追鱼》、《卷席筒》等，各种戏曲形式，百花齐放，不胜枚举。

进入20世纪90年代，随着传统文化的回归，传统题材的年画成为年画市场的主打产品，《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迎春接福》、《连年有余》等经典年画，让人们喜庆祈年的美好愿望得到极大释放。这些传统年画着意体现新春佳节的喜庆吉祥，表现人寿、年丰、安康、发财、多福等主题。那胖娃娃依着荷花抱着红鲤鱼的画面，让人怎么看也看不够，由此也可见，“多财多福”、“吉祥如意”、“连年有余”、“人丁兴旺”是由来已久的朴素民俗心理。

说到年画，就不能不说挂历。挂历的题材极为丰富，山水自然风光、植物、动物、盆景、名家字画、影视明星等，与农历年有关的生肖挂历尤其受人喜爱，几乎成为人们必备的年货之一。过年若是没有一本挂历，总让人觉得缺少了一点什么。

浓墨重彩已渐行渐远

根据不同的标准，年画可以分为很多的种类，以胶东农村为例，一般在东西主墙上贴完整的四联或是大横批的年画，其余的依据地方大小，贴一些小张的单幅年画，或小横批或竖批。还有一种专门装饰窗子的年画，分窗顶和窗旁，窗顶为横幅，窗旁两条竖幅，图案左右对称。贴好的年画再配上胶东特有的炕围子剪纸花和花仰棚，那简直就是美不胜收。

贴完年画后的喜悦感无以言表，不亚于现代的装修。有多少奶奶、妈妈，会指点着画上的人物、花鸟，教孩子呀呀学语，而孩子也在这画上认识了事物，辨清了颜色，明白了事理，这个过程也实现了年画的教育功能。

除了过年贴年画，娶妻生子等人生大事在年画上也有体现。在胶东农村，用来结婚的新房必要扎新的仰棚，贴新的年画，有一类专用来布置新房的年画，被人们称之为“喜画”。喜画多围绕早生贵子、夫妻恩爱、家庭和睦美满等题材，寓意吉祥。胶东有一种习俗，娘家的叔叔伯伯们要给当年结婚的新媳妇送画，送的画上一定会有白嫩漂亮的大胖小子。这里面有特殊的含义：祈孕和催生，希望新媳妇生个胖娃娃。据说，新媳妇天天看着这些画，生出的孩子就会像画上的宝宝一样又美丽又聪明。

在过去，春节贴年画的习俗在城乡一直很普遍，浓墨重彩的年画给千家万户增添了许多欢乐兴旺的喜庆气氛。如今，只有崇拜祈福类的年画在一些乡村还能见到，而挂历也渐渐失去了市场。不过，但在见过年画的那些人心中，年画应该是无法抹去的一种回忆，那些像过电影一样时常在脑海中闪过的年画，依然散发着墨香，在记忆的长河里氤氲。

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节点。从农历腊月开始，整整一个半月，几乎所有中国人会放下手中的一切，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一种忙碌而甜蜜的状态。他们用四季所得精心炮制年味，敬天地，礼神明，寄托对家人的情节，抒发对岁时的感怀。时代在变，新春的习俗也在悄然改变，但那些曾经塑造了我们生活方式和礼俗秩序的非物质文化依然生机勃勃，这就是非遗传承中的年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