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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大兴”商号的百年兴衰

2019-3-6 09:43| 发布者: sun| 查看: 17| 评论: 0|原作者: 文/曲延科

摘要: 胶东一带的老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牟平“常大兴”商号的,至于这个商号的来龙去脉,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为族中贫困者生计兴办“常大兴”商号牟平西门里常家巷常氏是个大家族。其先祖曾先后随洪武皇帝朱元璋、燕王朱棣征 ...
胶东一带的老人,恐怕没有不知道牟平“常大兴”商号的,至于这个商号的来龙去脉,知道的人就不多了。

为族中贫困者生计兴办“常大兴”商号

牟平西门里常家巷常氏是个大家族。其先祖曾先后随洪武皇帝朱元璋、燕王朱棣征战有功,升任武略将军、世袭水军左卫前所副千户。明正统间,传至三世常忠,任宁海卫金山左所千户,遂定居金山卫(现牟平金山寨一带)。至第七代常康,考中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官至云南按察司副使,从常康始,常氏这一重要分支开始定居宁海州城内,繁衍而成常家巷。

随着时间的推移,常家巷常氏家族内部就逐渐分化出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层次,自然有穷有富。至清嘉庆二十年(1815)左右,有几家贫困农民实在过不下去了,就去恳求本族首富常世淦,能否出资办个小商号,让他们这些穷哥们有个差事,好养家糊口。

经营百余年、兴盛一时的“常大兴”传奇,如今只能从历史资料中找寻。  图/常云平

常世淦是常氏家族十二代传人,其“家承先业善骑射,累试第一,后中武秀才”,其“性淳厚,笃孝友,富而好施”。嘉庆十六年(1811)胶东各县“夏大旱、秋大水,禾歉收”,至十七年形成了遍及全境的大饥荒。常世淦带头捐粮捐钱,“邑中绅富,遂群起风从”,知州胡道垠高兴地说:“有了这个人带头,十几万人就有救了。”这样一个大善人,听了族中贫困者的请求,自然起了怜悯之心,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考虑到这些人没有经商经验,常世淦就先在城西门里路北辟出几间小屋,拿出一部分资金,开一酒铺,让他们专营自酿的黄酒。有了买卖,总得起个名字,常世淦就给起了个“常大兴”的名号,寓意买卖越做越大,生意兴隆发达的意思。有了生意和名号,“常大兴”商号就开张营业了。

兴盛时“常大兴”拥有土地山峦近万亩

常世淦父子都有功名土地,族侄多腾达,并不以商号盈亏为意,虽然挂着老板的名义,实际上并不去理会“常大兴”的生意,任由他们自由发挥。“常大兴”的几个伙计突然间有了生意可做,简直是天上掉下个馅饼,再加上有常世淦大老板罩着,哪有不拼命干的道理。所以,人人都卯足了劲,恨不得一人顶上两个人干。卖了一段时间黄酒,生意有了起色又兼卖烧酒,自家酿的酒不够卖又去外地采购。几年下来,就有了不少盈利。

常世淦一看这些伙计都是可塑之才,就对这家商号有了兴趣,索性把生意往大里做。于是添加了部分资金,租赁了两只帆船,留下几个人继续经营酒类,让余者去搞货运贸易。他们北到丹东营口等地贩运木料,南至连云港、宁波、上海贩运粮食南货。海运贸易,获利甚巨,十几年过去,资本积累就相当可观。

明正统间,常氏家族定居宁海州城内,繁衍而成常家巷。  图/常云平

开始创业的穷伙计们很珍惜当时的生意,都以“常大兴”为家,有了利润,因过怕了穷日子,就建议常世淦拿出一部分资金购置山峦土地。

清道光年间(1822—1850),宁海州柞蚕丝织业兴盛,宁海绸名望极高,内外销两旺。常世淦当机立断,立即转行,摒弃了酒铺与海运贸易,在西南营子(今西桂里村)建厂房,买设备,招兵买马,开起了宁海州城内唯一一家柞丝纩坊。由于他们资金充足,人心齐干劲大,收茧、煮茧、纩丝、晾晒,然后制成茧绸,一条龙生产,效率极高。加之丝绸销路广,至鸦片战争(1840年)前,纩坊已形成相当规模,盈利颇丰。有了利润,又购买了些山峦土地,至此“常大兴”已有土地8000余亩,山峦1000余亩。他们又趁资金充裕,开设了米行、粮店、绸缎庄、布行、杂货店等商铺,形成了一个企业联合体。这时的“常大兴”,不仅在是牟平的地盘上首屈一指,在整个胶东地区,也都颇具实力。

由富而奢“常大兴”走向衰亡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烟台开埠通商,洋货倾销,外国丝织品物美价廉,宁海绸销路大减,加之烟台外国洋行巧夺豪取宁海州柞丝,日本人在丹东开设的大型丝织厂又垄断了宁海州的柞茧,“常大兴”纩坊,陷入困境。

彼时的“常大兴”,不仅在是牟平的地盘上首屈一指,在整个胶东地区,也都颇具实力。 图/常云平

此时古稀之年的常世淦,已将“常大兴”交由儿子常文达管理。常文达,廪贡,时任菏泽训导,其并没有过多精力管理“常大兴”这样大的商号,但当时却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要“常大兴”商号着手经营典当兼放贷。按理,典当这种传统的封建商业在清末已是夕阳产业,但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外国工业品的倾销,国内工商业者经营困难,需要通过典押等方式获得资金;部分民众由于各种原因导致家庭生活状况恶化,需典押部分财物换取生活必需品;还有的因吸食鸦片上瘾不得不典押财产换取购买鸦片的资金。于是典当行一经开张后就取得意想不到的业绩。常文达把“常大兴”从困境中拉出来,推向了中兴。

此时,“常大兴”商号第一代创业者已都成为商号的管理者和分号负责人,其后代也大都是商号的员工,“常大兴”是个名副其实的庞大的家族式企业集团。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清同治年间(1862—1874)。此前“常大兴”商号创始者、一代大善人常世淦已于咸丰五年(1855年)去世,享年85岁,时任吏部左侍郎的胶州人匡源,亲自为其题写墓志铭(匡源为咸丰顾命八大臣之一),“常大兴”第二代掌门人常文达不仅在菏泽干出了不错的政绩(议叙运同衔,晋候选道加三级),“常大兴”生意也一如既往兴旺发达。常文达于同治末年去世。

常文达去世后,其子常琦运成为“常大兴”第三代掌门人。常琦运“仁孝性成和雅有风度”,且又“自奉俭约,热心公益”。他继承了家族的产业和传统,兢兢业业经营商号,并“常以惜福勉励后人”,是个合格的企业经营者。

只有老照片中的常氏遗址,还记得这一段“常大兴”的往事。 (资料片)

但是,时代变了,人员变了,人心也起了变化,“常大兴”再也没有当年创业时那么一股劲了。经过前两代人的努力,许多管事者也都赚足了钱,积累了经营的资本,开始或明或暗脱离“常大兴”商号,独自开设了一些杂货铺、绸缎庄、粮店、当铺等。因“常大兴”名声在外,虽然其各立门户,但仍与大兴号保持着各种关系,有的则干脆打着“常大兴”的旗号,做着自己的生意。有钱了,管理层有人开始享乐。特别是烟台开埠后,西方人的生活方式逐渐介入,灯红酒绿的烟台对商号的有钱人是个不小的诱惑。“常大兴”到了第四代,管理者“则日渐奢侈而不理经营”。更有“管事者借国运衰落地方多事之机,暗中侵蠹商号资产”,“常大兴”本支日衰,大厦将倾。到了第五代,部分弟子索性“收拾剩余,寓居烟台,享受城市文明生活去了”。“常大兴”商号各产业相继歇业,经营百余年、兴盛一时的“常大兴”传奇至此被历史的洪流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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